過去一、二十年來，史學思潮有重大的變化，史語所同仁在開展新課題、新領域、新方向方面，也做了許多努力。為了反映這些新的發展，我們覺得應該結合史學界的同道，做一點「集眾式」（傅斯年語）的工作，將這方面的成績呈現給比較廣大的讀者。

——王汎森

攤開中國律法歷史，你知道為什麼法律儒家化出現在魏晉南北朝的分裂時期？何以治亂世不用嚴刑，反倒是德主刑輔？明代如何基於稅賦與兵役考量，削弱女兒的繼承權？日治時期如何因殖民政府的愚民心態，對若干陋習不予導正？近代中國法治如何從「民刑渾沌」演化至「民刑分立」？追根溯源，這些都是法律的文化效應。

到底什麼是「法律文化」？這是一種由法律各個部門所撞擊出的文化效應，包括法律知識、制度、思想、信仰、建築、心理、教育、考試、人群、習慣、儀式、行為等，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正是由立法者、司法者、守法者和犯法者所集體形成的，也造就出不同的律法更迭。

本論文集特別邀請東、西方學者著眼「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形成與轉變」，透過九篇論文探析「法律文化的歷史發展」、「法律文化與精英文化的互動」、「法律文化與大眾文化的互動」三大面向，以歷史、政治與文化為經緯，窺破不同時代背景下的法律文化玄機。 引領讀者循著歷史軌跡，窺探殷周禮制為本的法律文化如何在先秦時代轉向法家，乃至晉唐發展崇尚儒家為本的法律文化，直到清末才被改變，同時也援引歷史點滴、例證或俗諺，引導讀者細究執法者的思想和行為如何影響司法和立法，以及百姓對法律的了解及其與當代成文法的異同，深入中國法律文化。

柳立言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哲學博士，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。研究重點為宋代家族、法律與社會，著有研究論文數十篇。出版專書《宋代的家庭與法律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8），並編譯《宋元時代的法律、思想和社會》（臺北：國立編譯館，2001）。並曾三度出任傅斯年圖書館主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