伟大的作品在远离它们的未来时代中保持着活力，正如我所指出的那样，这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悖论。它们在身后的生存过程中，不断充实新的意义、新的内涵；这些作品似乎会超过其创作时代的自我。我们可以说，无论是莎士比亚本人，还是他的同时代人，都不知道我们当今所认识的那个“伟大的莎士比亚”。无论如何不能把我们的这个莎士比亚硬塞到伊丽莎白时代中去。别林斯基就曾说过，每个时代总会在过去的伟大作品中发现某些新东西。如此说来，是我们给莎士比亚作品添加了它们原本所没有的东西，是我们把莎士比亚现代化了，把他给歪曲了？当然，现代化和曲解——过去有，将来还会有。但莎士比亚不是靠这一点才变得越发高大的。他之所以越发高大，是靠他作品中过去和现在都的确存在的东西，只不过对这些东西，无论是他本人，还是其同时代人，在那一时代的文化语境中还不能有意识地加以接受和评价。涵义现象可能用隐蔽的方式潜藏着，只在随后时代的有利的文化内涵语境中才得以揭示出来。
——巴赫金《答〈新世界〉编辑部问》（1970）
在以往的每一种文化中，都蕴含着巨大的涵义潜能，而这些潜能在该文化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并未得以揭示和认识，更未加以利用。古希腊-罗马文化本身无从知晓我们现在所了解的那个古希腊-罗马文化。中学里曾有过这样一则笑话：古希腊人不知道自身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，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古希腊人，也从未这样称呼过自己。不过也的确如此，将希腊人变成了古希腊人的那个时间差具有巨大的革新意义：这个时间差使人们不断发现古希腊-罗马文化具有越来越新的涵义价值，而这些价值虽然是希腊人自己创造的，但他们对此实在是无从知晓。
——巴赫金《答〈新世界〉编辑部问》（1970）
文学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一旦脱离该时代整个文化的大语境，那是无法理解的。不可将文学与其余的文化相分离，也不可像通常所做的那样，越过文化，径直把文学与社会经济因素加以关联。这些因素作用于作为整体的的文化，并只有通过文化，与文化一起作用于文学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特别关注文学的特性问题。这在当时也许是需要的、有益的。应当指出，狭隘的专业化研究与我们这门学科的优秀传统是格格不入的。
——巴赫金《答〈新世界〉编辑部问》（197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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