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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2024-06-22
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“反行为”调查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
若不了解农民及其行为,就不能说是对人民公社有真正的了解。您知道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生活中那些瞒产私分、“偷”粮食的故事么?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生活中到底有多少“猫腻”,它们究竟是怎么回事?本书就是这样一部关于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生活中那些“猫腻”的调查文集。
通过实地调查,作者发现,农民行为对人民公社的命运、对后来“包产到户”的形成,甚至对那以后的农村经济及农村生活,都有着长远、深刻的影响。
高王凌,男,1950年生,北京人,历史学家。山西大学历史系本科(1973-76),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,硕士研究生(1978-81),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(1981-),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。曾赴美国、意大利、德国、奥地利、斯洛文尼亚等多处大学访问和参加学术活动,曾任路思(LUCE)基金学者(1986—87,美国哥伦比亚大学),曾获福特(FORD)基金会资助,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及相关的的历史问题。
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,农民是对策的播种机。
评分这样的研究现在几乎不怎么能见得到或者说做得到了。作为一种隐蔽行为,人们日常“找补”的方法,可分为“物质上”和“制度上”的两类。以集体经济时期为例,前者有“偷”、“瞒”、“借”(粮食),带有“侵蚀性”,它多少可以改善一些人们的生活;后者有借地、扩大自留地、划小生产队、包产到组、部分作物(或耕地)分季包产到户、设立“口粮田”(即拨出一部分土地给社员个人,其余留给集体,实际上把后者边缘化了)、“井田制”(即三田制,分为口粮、集体、国家三部分,各负其责)等,带有“变通性”。“反行为”还带有相当大的“规避性”,力图“逃逸”于现有的制度规定之外,如偷懒,以及出外打工经商、逃亡,等等:也带有一定的“抵制性”,如压产、限产,想方设法不执行上面的种植计划,或从中做些手脚,使其不能照数完成;而怠工则是其总战略。
评分2011-09-02读毕,作者对反行为的研究类似于赫希曼的呼吁和退出机制,但是作者好象对激励机制的理解可能是有没题的,不过他提出了一个难题:为什么一直说提高人的积极性,而人的积极性没有提高呢?是不是根源不在激励机制?
评分指出的现象确实很有意思,但是分析的实在太浅,写法也不能让人苟同。
评分陈寅恪说过“中国之人,上愚而下诈”。人民公社时期欺上瞒下蔚然成风,农民的反行为也算是一种“弱者的抵抗”。国家统购统销,高征收之下农民为了生存,只得突破道德水准,与基层干部一道“瞒产私分”和“借而不还”,当然更多的是“抓握”和“偷”。全国各地方式和手段大同小异,只是在偷的种类上有所区分。但归根到底为了生存,人性为制度所改变,这种无力感是肉食者靡道德说教无法设想的。可惜在三年饥荒时期发挥过重大作用的“自留地”在文革还是被当成“资本主义尾巴”被割掉。直至国家崩溃之前,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施行,历史又回到了过去原点,开始按照正常的经济运行发展规律驶入正轨,但直到今天,农民依然是最大的“牺牲者”。
作者通过对山西、云南、广东、内蒙等几个地区实地走访,通过记述被访人及当地一些志上的数据,反应农民在人民公社时期通过各种“反行为”来填饱肚子,维持基本生活的情况。 本书围绕偷、借、瞒等几种情况在不同的地区的异同,反映当时各地农民的手法,同时也反应了在当时特殊情...
评分作者通过对山西、云南、广东、内蒙等几个地区实地走访,通过记述被访人及当地一些志上的数据,反应农民在人民公社时期通过各种“反行为”来填饱肚子,维持基本生活的情况。 本书围绕偷、借、瞒等几种情况在不同的地区的异同,反映当时各地农民的手法,同时也反应了在当时特殊情...
评分http://news.sohu.com/20070115/n247613058.shtml "2004年,一本《中国农民调查》刺痛了很多读者的心。虽然“农民真苦、农村真穷、农业真危险”的说法流传已久,但是通过这本书,公众才明白“三农问题” 到了怎样一种危险的境遇。相比之下,高王凌的《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“反...
评分记得当年阅读《山乡巨变》《暴风骤雨》《创业史》,看电影《金光大道》,似乎我们的农民政策是那样的深得人心,是那样的光辉灿烂,是那样的丰功伟业。 然而,据剑桥中国史所载,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及其后,有许许多多的农民饿死。。。 现在看这本有关人民公社时期的书,才真的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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